正月十五，元宵节。
这一夜，上海滩格外热闹。法租界的几条主干道上，也挂了灯，霞飞路两旁的法国梧桐上，缠着一串串小电珠，亮起来时整条街都泛着暖黄色的光。沿街的西餐厅和咖啡馆里，传出留声机的音乐，放的是西洋圆舞曲。穿着貂皮大衣的太太，牵着穿西装的小少爷，指着满树的电珠说：“瞧瞧，多亮堂。
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，此刻静得只剩下风声。
二楼特等病房里，还亮着灯。
陶汝成靠在床头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他穿着一件月白竹布长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。灯光从侧面照过来，在他清瘦的脸上投下一层柔和的阴影。胃病犯了快一个月，拖到实在撑不住才住进来，可即便躺在病床上，他也闲不下来。枕头边上摞着好几本书，是托人刚从商务印书馆买来的。
“先生，该歇了。”护士进来换药，轻声提醒。
陶汝成抬起头，温和地笑了笑：“不碍事。”
护士退出去。他继续看书，偶尔翻一页，偶尔停下来想想什么。窗外远远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是那些意犹未尽的人还在闹元宵。他听了，嘴角浮起一丝笑意。
门被轻轻推开了。
陶汝成抬起头，以为是护士又回来了。进来的却是两个年轻人，都穿着挺括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皮鞋擦得锃亮。面生，没见过。
“你们找谁？”他放下书，声音温和。
两个年轻人没说话。一个站在门口，一个往床边走了两步。走过来的那个，手往怀里摸去。
陶汝成看着他，目光又越过他，看向门口站着的那个。那个年轻人始终低着头，不看他的脸。
他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书从他手里滑落，掉在被子上。他没有去捡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那口气很轻，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天。
“是陈梅生派你们来的吧。”他说。
门口那个年轻人猛地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里，有惊愕，有慌乱，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东西。
陶汝成笑了笑。那笑容还是那么温和，就像他平时待人接物时一样。
“我今年三十四岁。”他说，声音依旧平和，“十年前，我们在东京见过一面。那时候你也在，是不是？蒋先生。”
门口那个年轻人浑身一震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头垂得更低了。
走过来的那个已经掏出了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陶汝成的额头。
陶汝成没有躲。他只是看了蒋姓青年一眼，说：“告诉陈梅生，我问心无愧。”
砰——
枪声在狭小的病房里炸开，震得窗户嗡嗡作响。
子弹从陶汝成左侧颈喉穿入，鲜血瞬间涌出来，染红了月白的衣领，染红了雪白的枕头，一滴滴落在那本翻开还没来得及合上的书上。书的扉页上，还印着商务印书馆新出的印章。
陶汝成的身体往后仰了仰，靠着床头，没有倒下。他的眼镜歪了，滑到一边，露出一双渐渐失去神采的眼睛。那双眼睛还睁着，看着门口的方向，像是想最后看一眼什么。
蒋姓青年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一幕。他看见血从他的脖颈涌出来，看见那本染红的书，看见他至死都没有闭上的眼睛。
开枪的那个人收起了枪，看了他一眼：“走。”
蒋姓青年这才动了动，踉跄着跟上去。
病房里只剩下陶汝成一个人。他靠着床头，睁着眼，像还在看什么。窗外，远远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是那些闹元宵的人，终于散场了。
月光依旧，人已长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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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一早，报童的喊声穿过弄堂，穿过外滩，穿过法租界的梧桐树荫：“看报看报！光复会领袖陶汝成遇刺身亡！”
人们抢过报纸，只见头版赫然印着几行大字：
“光复会领袖陶汝成，昨夜于法租界广慈医院遭暴徒枪击，当场身亡，年仅三十四岁。”
消息传开，整个上海滩都炸了锅。光复会上下，悲愤交加。同盟会内部，有人拍案而起，有人沉默不语。那些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旧友，一个个痛不欲生。
有人在报上公开发文，直指陈梅生为凶手，痛斥同盟会“自相残杀”。有人写了挽联，传遍大江南北：
“君死我何堪，廿载交情，几何涕泪；
国仇人尽愤，千秋遗恨，永失良朋。”
这副挽联，凡是识字的，看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那个斯斯文文的书生，那个才三十四岁就名满天下的革命家，就这么死了。。
经此一役，光复会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那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往事，那些浴血奋战的岁月，都随着陶汝成的死，一同埋进了黄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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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梅生坐在办公桌前，手里捏着一支笔，久久没有落下。
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，三更了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夜风吹进来，凉飕飕的，带着法租界那边隐隐约约的灯火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看着那个方向，看了很久很久。
“汝成兄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“别怪我。”
窗外一片寂静，没有人回答他。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这乱世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
说完，他关上窗户，回到桌前，拿起那支笔，在一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笔尖落下的时候，他的手稳得很，一点也没有抖。
窗外一轮明月高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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