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罗巴的上空，硝烟正浓。
巴黎的街巷被炮火撕裂，子弹穿梭在古老的建筑之间，鲜血浸染了石板路，无数人在战火中流离失所，世界正被裹挟在翻天覆地的变革洪流里，旧秩序轰然崩塌，新的力量在硝烟中野蛮生长。
而万里之外的北平，却像是被时光遗忘了，依旧沉湎在千年帝制的腐朽余韵里，做着一场荒诞至极、不合时宜的古老旧梦。
二月的北平比巴黎冷得多。
铁狮子胡同的槐树上挂满了冰凌子，一串一串的，在日头底下亮晶晶的，像水晶帘子。可没有人有心思看这些。
顾府里头的气氛，从入秋就开始变了，变得燥热，变得亢奋，变得像一口架在火上烧了三天三夜的大锅，锅盖被蒸汽顶得噗噗响，随时都要炸开。
顾震霆要当皇帝了。
这个消息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，像潮水一样，挡都挡不住。
报纸上天天登，那些穿着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们，从早到晚地往顾府跑，见了顾震霆就磕头，高呼“万岁”，喊得嗓子都哑了。顾震霆坐在西花厅的太师椅上，脸上看不出表情。
民意，是这个时候最值钱的东西。
参政院召集了一千九百九十三名国民代表，说是要投票决定国体。这些人里头，有前清的遗老，有跟着顾震霆打天下的将领，有各省的督军，有商会会长，有学界名流，甚至还有几个洋人顾问。
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，白天开会，晚上喝酒，酒桌上谈的不是别的，就是劝进，劝顾震霆登基。谁劝得最卖力，谁就是忠臣。谁不劝，谁就是奸臣。谁要是敢说一个“不”字，第二天就会被赶出北平城。
投票那天，天气很好。参政院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像乌鸦落满了枝头。
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选票，白纸黑字，写着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个选项。当然，没有人敢选第二个。
投票箱是红木做的，雕着龙凤呈祥的图案，摆在主席台的正中央，像一口小小的棺材。
代表们排着队，一个一个地把选票投进去，脸上带着或虔诚、或惶恐、或谄媚、或麻木的表情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脚步声和纸张落入箱子的沙沙声。
唱票的时候，全场鸦雀无声。监票人一张一张地念，念一张，底下就“轰”的一声，不是欢呼，是松了一口气。念到最后一张的时候，监票人的声音忽然拔高了，像太监宣旨一样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：“——全票通过！”
一千九百九十三张，一张不少，全是“君主立宪”。
顾震霆在居仁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喝参汤。他端着碗的手微微颤了一下，参汤洒了几滴，落在桌上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碗放下，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。
他看了很久，久到站在身后的段延宗以为他睡着了。
“知道了。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轻。
一千九百九十三张票，全票通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天下归心，意味着天命所归，意味着他顾震霆当皇帝，是老天爷的意思，是老百姓的意思，是所有人的意思。他没有逼他们，是他们自己选的。他这样告诉自己，一遍又一遍，说到最后，他自己都信了。
接下来的事，就是“三辞三让”。
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想当皇帝的人，不能自己说“我要当”，得让别人“劝进”，劝一次不行，得劝三次。辞一次不行，得辞三次。辞得越诚恳，当得越名正言顺。顾震霆把这道戏演得滴水不漏。
第一辞，他对那些来劝进的代表说：“我德薄能浅，不敢当此大任。”说完还叹了口气，眼圈红红的，像是真的不愿意。代表们跪了一地，哭着喊着说：“您不当皇帝，天下就要大乱啊！”他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走了。
第二辞，他对那些遗老遗少说：“我受清室厚恩，岂能取而代之？”说着还掉了两滴眼泪，用手帕擦了擦，遗老遗少们哭得更厉害了，说：“大清已经亡了，您不当皇帝，谁来收拾这残局？”
第三辞，他对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人说：“我老了，精力不济，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”有人带头跪下，说：“大帅不老，大帅万岁！”其余人跟着跪下，齐声高喊：“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他站在那儿，看着满屋子跪着的人，忽然觉得有些恍惚。这一路，他走了将近三十年。
他第三次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”
勉为其难这四个字说出口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轻了二两。
接下来就是花钱了。
一件龙袍，六十万大洋，找了京城最好的绣工做的，用的是苏杭的云锦，绣着九条金龙，每条龙的鳞片都用金线盘了九九八十一针，龙眼睛用的是真正的猫儿眼宝石，在灯底下幽幽地发着绿光。
龙袍送来的那天，顾震霆试穿了一下，站在穿衣镜前头，左看右看，觉得哪儿都好，就是领口有些紧。他摸了摸脖子，说：“改一改。”绣工跪在地上，磕了三个头，说：“皇上，改不了了，这是按您的尺寸做的。”他听了皇上这两个字，心里头一热，领口紧也不觉得紧了。
宫殿装修花了二百七十万。新华宫被翻了个底朝天。墙重新刷了，地重新铺了，家具全换了新的，连马桶都换成了西洋的抽水马桶。
最离谱的是顾震霆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风水先生，姓刘，留着山羊胡子，穿一件灰布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把罗盘，在新华宫里转了三圈，然后指着新华门左边的一块空地说：“此处有秽气，需建一厕所，以聚敛秽气，方可保龙脉不衰。”
顾震霆信了。他真的在那块空地上修了一座厕所，青砖灰瓦，飞檐翘角。厕所修好的那天，他还亲自去看了看，闻了闻，说：“嗯，不臭。”风水先生说：“秽气已被聚敛，自然不臭。”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觉得这钱花得值。
还有一笔五十万的“润笔费”，是给那些写劝进表、登基诏书的文人墨客的。那些人关在屋子里，咬文嚼字，绞尽脑汁，写了改，改了写，熬了好几个通宵，终于写出了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，把顾震霆夸成了千古一帝、尧舜再世。顾震霆看了，龙颜大悦，说：“赏。”一赏就是五十万。
登基的日子定在了大年初一。
这不是个适合登基的好日子。历朝历代，皇帝登基都在吉日良辰，要钦天监算过，要黄道吉日，要诸事皆宜。
可顾震霆等不及了。他一刻也等不了了。他从秋天等到冬天，从冬天等到过年，每一天都像是煎熬，像是一锅水烧到了九十九度，就差那一度，可那一度怎么都上不去。
风水先生说，大年初一是个好日子，“新春伊始，万象更新”，正应了“新朝新气象”的兆头。顾震霆听了，觉得有道理，就定了。
登基典礼原定在太和殿。那是紫禁城里最大的宫殿，是明清两代皇帝登基的地方，金碧辉煌，气象万千。可太和殿太大了，大到需要提前好几天布置，大到需要动用上千名工人，大到需要花一大笔钱。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时间。
离大年初一只剩不到十天了，太和殿的修缮来不及，暖气也来不及装，大年初一的时候殿里头冷得像冰窖，穿龙袍也扛不住。于是有人提议，改在怀仁堂。怀仁堂小，小到只有太和殿的十分之一，可小有小的好处，暖和，省事，省钱，省时间。顾震霆犹豫了一下，点了头。
怀仁堂的登基典礼，仓促得像一场草台班子的戏。
龙袍是赶制出来的，比之前试穿的时候又紧了一些，不是衣裳缩了水，是顾震霆胖了。这些日子他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心情好，身上的肉噌噌地长，腰围大了两寸，领口紧得他喘不过气。可他不敢解开扣子，因为那龙袍的扣子是金的，解开了就扣不上了。他只能忍着，憋着气，缩着脖子，像一只被卡住了脖子的鹅。
百官朝贺的场面也不如预期。来的只有几百人，稀稀拉拉地站在怀仁堂的院子里，冻得直跺脚，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，像一群在冬天里喘气的牛。有人穿着清朝的补服，有人穿着民国的西装，有人穿着军装，还有人穿着长袍马褂，五颜六色，五花八门，像一锅大杂烩。
他们跪在雪地里，对着顾震霆磕头，高呼“万岁”。
顾震霆站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，穿着那件绷紧的龙袍，看着底下那些磕头的人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。
旁边的老太监扶住了他，低声说：“皇上小心。”他站稳了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挺直了腰，继续往前走。祭天、祭地、祭祖宗、接受朝贺、颁发诏书。
典礼结束后，他回到居仁堂，坐在那把太师椅上，把龙袍脱了，搭在椅背上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从今天起，他就是皇帝了。这个天下，是他顾震霆的了。谁也夺不走。他闭上眼睛，靠在椅背上，听着窗外远远传来的鞭炮声，听着那些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，觉得那是在庆祝，是在为他欢呼，是在告诉他，你做到了，你终于做到了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些鞭炮声里，有一半不是庆祝，是驱鬼。
那天晚上，杨姨娘穿了一身戏服，悄悄地溜进了顾震霆的寝室。
她穿的是花旦的行头，大红绣花的帔，水绿的裙子，头上戴着点翠的凤冠，鬓边插着一朵绢花，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，嘴唇点了红，像一颗熟透了的烂苹果。
顾震霆正睡得迷迷糊糊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坐在太和殿的龙椅上，底下是文武百官，齐声高喊“万岁”。他正要开口说“平身”，忽然被人摇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一盏灯笼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，灯笼上的金龙在烛光里头扭来扭去，像一条被火烧着了尾巴的蛇。
“谁？”他猛地坐起来，揉了揉眼睛。
灯笼移开了，露出一张涂满了脂粉的脸。杨姨娘跪在床前，双手举着那块玉如意，声音又尖又脆，像一只画眉鸟在叫：“请圣驾升殿！”
顾震霆愣住了。他看着杨姨娘那身花旦的行头，看着那张涂得红红白白的小脸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，她在演戏。她在演一出“请驾”的戏。
他是皇帝，她是妃子，妃子要在早晨请皇帝上朝。这是戏文里头的规矩，是京剧《打金枝》里的桥段，是《长恨歌》里的“云鬓花颜金步摇，芙蓉帐暖度春宵”。她把戏台上的东西搬到了他的寝室里，把他当成了戏台上的皇帝，把他的人生当成了戏文。
顾震霆忽然笑了。他靠在床头上，看着跪在地上的杨姨娘，看着她那身滑稽的、不合时宜的、在清晨的微光里头显得有些可笑的行头，忽然觉得自己跟她差不多。她也穿着戏服，他也穿着龙袍，她在演戏，他也在演戏；她演的是花旦，他演的是皇帝。都是假的，都是戏台上的东西，都是风一吹就散的泡沫。
“你这样演戏，”他说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带着一丝自嘲，“岂不是让我像个登台的花脸丑角？”
杨姨娘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眼睛里头全是困惑。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她只知道，今天是皇帝登基后的第一天，她要按戏文里头的规矩来，要请圣驾升殿，要做忠臣，要做贤妃，要做这个世界上最懂规矩的人。她跪在地上，举着玉如意，不肯起来，嘴里又说了一遍：“请圣驾升殿！”
顾震霆看着她，又笑了。这一次笑出了声，笑声在空荡荡的寝室里头回荡着，像一把生了锈的刀，在石头上磨来磨去，发出刺耳的、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声响。他笑了好一会儿，笑到最后，笑出了眼泪。
“拖出去吧，”他说，“就地枪杀。”
杨姨娘的哭喊声像一把钝刀，在他身后划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，可他连头都没回。他走出寝室，走过长廊，走过那道垂花门，走过那间风水先生让他修的厕所，走进怀仁堂。
怀仁堂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太监在打扫卫生，看见他来了，赶紧跪下，磕头，喊“万岁”。他没有看他们，径直走上那个临时搭起来的台子，坐在那把临时搬来的龙椅上，看着底下空无一人的大殿，看着那些打扫卫生的太监，看着那些从窗户缝里漏进来的、灰蒙蒙的、没有温度的晨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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