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息传到顾府的时候，已是深夜。顾言深刚从书房出来，洪喜站在廊下，脸色不太好看。“少爷，上海传来的消息。”他递上一封电报。顾言深接过来，就着廊下的灯扫了一眼。电报不长，只有几句话：陈梅生绑了宋汝章，关在军营里，要五十万两军费。
他看完，把电报折起来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夜风从廊下穿过，带着初冬的寒意，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地响着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请伍先生来一趟。”
伍仁芳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亥时。他穿着一身半旧的长衫，头发花白，面容清瘦，可那双眼睛依然亮得很。这位司法总长是顾震霆的老部下，早年留学英国，学的是法律，做官几十年，最讲规矩。顾言深把电报递给他，他接过去看了，眉头皱起来。
“陈梅生这是要干什么？”他把电报放在桌上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几分火气，“绑票绑到银行家头上来了？他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清末？还是他陈家的私牢？”
顾言深没有说话，只是给他倒了杯茶。伍仁芳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又放下，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。“这件事，我来处理。”他说，“他陈梅生不是要钱吗？那就让他知道，这钱不是这么好拿的。”
第二天，《申报》上登出了一篇文章，署名是伍仁芳。文章不长，措辞却极严厉：“行政与司法之权限截然有别，捕获权为法庭之特权，无论何人，不能行使捕获之权。沪军都督以军兴为名，擅捕商民，拘押至二十余日之久，此乃藐视法律，侵犯司法之行为。”文章一出，上海滩哗然。
茶馆里有人念，饭馆里有人传，街边卖报的扯着嗓子喊：“看报看报！司法总长质问陈梅生！”陈梅生看了报纸，脸色铁青。他没想到伍仁芳会亲自下场，更没想到这个老头子一出手就这么狠。他想了一夜，第二天让人在《民立报》上回了一篇。文章写得很长，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：军兴之际，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事。宋汝章所掌中国银行，存有大量官款，理应由都督府接收，他拒不配合，便是妨碍公务。
伍仁芳看了，冷笑一声，提笔又写了一篇：“非常之时，亦在法治之下。若人人皆以非常为名，擅行捕获之权，则国将不国，法将不法。沪军都督以军费为名，强索商款，此与盗贼何异？”
这话说得极重。陈梅生看了，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，骂了一句脏话。他的幕僚们劝他不要再争了，再争下去，只会更难看。可他不听，又让人写了第三篇。这一回，他不再讲道理了，只反复强调宋汝章“拒不配合”“延误军机”，要求中国银行“立即拨付官款”。
伍仁芳的第三篇文章，写得比前两篇都短。“宋汝章案，非关军费，乃关法治。今日都督可捕银行经理，明日省长可捕商会会长，后日将军可捕报馆主笔。人人皆可捕人，人人皆在被捕之列。此非民国，乃乱世也。”
文章登出去之后，上海商界震动了。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商人，纷纷站出来声援宋汝章。钱业公会、总商会、各业同乡会，联名上书，要求陈梅生放人。连租界里的洋人都惊动了，英国领事亲自过问，说这样下去，上海滩的秩序没法维持。
陈梅生这才慌了。
他没想到，自己不过是想弄点军费，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。更没想到，伍仁芳这个老头子，写起文章来比拿枪还厉害。四个回合的笔仗打下来，他在舆论上输得精光。
就在这时候，顾震霆的电报也到了。电报不长，只有几句话：此事不妥，有事当走法律程序，望沪军都督三思。陈梅生看了电报，沉默了很久。他知道，顾震霆这是在给他台阶下，也是在下最后通牒。
第二十二天，宋汝章被放了出来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中国银行给了沪军都督府一笔“经济援助”。数目比五十万少得多，但好歹是个台阶。
陈梅生赢了钱，输了人。
中华银行彻底失去了争夺央行地位的机会。上海商界提起陈梅生，脸色都不太好看。有人私下说，这位沪军都督，做事太不讲究。还有人说得更难听，什么都督，分明就是个土匪。这些话传到陈梅生耳朵里，他发了一通脾气，可又有什么用？名声坏了，就再也捡不起来了。
他坐在都督府的书房里，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，忽然想起秦渡那天晚上拦下追兵的事。那时候他不明白，现在他明白了。秦渡拦的不是追兵，是他自己。他太急了，急得连底牌都顾不上看，就一把推了出去。
彻底输了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，一下一下的，敲在夜色里。
与此同时，顾言殊留洋的日子定下来那天，整个顾公馆里便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，是欢喜，是骄傲，更是隐隐的、压在心口喘不上气来的怅惘。
到了启程这一日，天刚蒙蒙亮，府里上下便忙开了。老太太特意起了个大早，命人在正厅里摆了一桌送行席，虽是早饭，菜品却丰盛得堪比宴客。顾言深携了沈青瓷过来，青瓷穿了一件天青色的旗袍，外罩一件薄绒坎肩，安安静静地站在顾言深身侧，眼神时不时地往言殊这边落。
打包好的行李先由两个听差送到车站去挂行李票。几口樟木箱子整整齐齐地码在汽车后座上，箱角都用牛皮裹了，怕磕碰。
到了十点多钟，各房的婶娘们陆续来了，见了言殊便拉着手细细嘱托。婶娘们的叮嘱翻来覆去无非是那些，路上小心、到了来信、别饿着自己，可这寻常话在这样离别的当口说出来，每一句都沉甸甸的，坠得人心口发酸。
言殊先去给老太太磕头。
顾老太太坐在罗汉床上，鬓边的白发比去年又添了些。她受了言殊三个头，弯腰把人扶起来，握着言殊的手腕子，半晌没有松开。老人家的眼眶红了一红，终究没有落下泪来，只颤着声音说：“去吧，学成了回来，给顾家争口气。”
言殊的鼻子一酸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再去给顾震霆和顾夫人磕头。顾震霆端坐在太师椅上，面色沉着，只说了句“好好用功”，便再没有别的话。顾夫人倒是说了许多，衣裳要记得添减，洋人的饭吃不惯就让跟去的人煮些粥，絮絮叨叨的，像个寻常送孩子远门的母亲。言殊知道，顾夫人待她虽不如言慧，这些年却从未亏待过她半分。
然后她看了看她娘的方向。
二姨太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手里攥着一条帕子。
她原是小吏家的女儿，因颜色生得好，被父亲送进顾府，成了顾震霆的姨太太。在这个偌大的顾公馆里，她从来都是安静的，不争不抢的，像一株种在墙角里的海棠，开也悄悄，谢也悄悄。她这一生所有的骄傲和指望，大约也就只有这一个女儿了。
言殊走过去的时候，二姨太的眼泪已经止不住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只是无声地落，一滴一滴地顺着脸颊滚下来，她拿帕子去擦，却怎么也擦不干净。她想说什么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终究只哽咽着说了句：“船上冷，你带的那件皮袄怕是薄了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声音便碎在了喉咙里。
言殊握住了她的手。轻轻的喊了一声“娘”，轻得只有她们两个人听见。
二姨太的眼泪流得更凶了，却拼命点着头，像是要把女儿的模样刻进眼睛里带走似的。她心里有太多太多的担忧，担忧船在大洋上会不会遇了风浪，担忧洋人会不会欺负她的女儿，担忧女儿生病了谁在跟前递一口热水，担忧这一去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。
旁人都说，留洋是好事，是光宗耀祖的体面事。可对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，什么光宗耀祖，什么家国大义，都比不上女儿平平安安地在她跟前。可她不能拦，也不敢拦。可她知道如今这家国，已经容不得女儿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了。与其在这深宅大院里困着，不如放她去外面的天地里闯一闯。
众人簇拥着往外走的时候，沈青瓷落在最后面。等旁人都往前去了，她才上前一步，握了握言殊的手。
青瓷的手是温的。
她看着言殊，目光沉静而笃定，没有落泪，也没有絮叨的叮嘱，只是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：
“等你学成归来。”
言殊望着她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涌上心头。
这句话里有一种力量。仿佛她笃定地相信，言殊此去，是真的能够在这风雨飘摇的世道里，做一点什么。
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。
这年初冬，顾言殊登上了开往西洋的轮船。船离港的时候，汽笛长鸣，惊起了码头上的一群海鸥。她站在甲板上，看着天津卫的轮廓一点一点地模糊在暮色里，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奇异的感觉，她知道，她带走的不仅仅是几箱行李和几件皮袄，她带走的，是这个家族百年的荣光与重负，是这个国家沉沉压在每一个读书人肩上的忧思与期望。
民国初年，新旧交替的缝隙里，无数像顾言殊这样的年轻人，被命运的洪流裹挟着，漂洋过海，去遥远的异邦寻找一条出路。他们不知道这一去要多少年，不知道能不能回来，甚至不知道他们要寻找的那个答案，到底在不在大洋彼岸。
他们只知道，非去不可。
轮船驶入深海，身后是故土，身前是茫茫不可知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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