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秋，丈夫沈延安拿了三等功，全团摆了十二桌庆功宴。没人通知我。
我赶回来时宴席早散了，灶台上没留一口饭。战友遗孀方蕊端着鸡汤坐在堂屋，她女儿骑在沈延安脖子上，嚼着我给悦悦带的奶糖。
我的女儿蹲在厨房门口啃冷馒头。
沈延安扫了我一眼："回来了？方蕊快生了，你搭把手。"
上一世我不敢不听。因为他是军官，因为婆婆拿孝道压我，因为方蕊是烈属全院都帮她说话——我被"不懂事"三个字困了二十年，直到胃癌晚期躺在医院走廊里，才从邻居嘴里知道方蕊的两个孩子都是沈延安的。
我死时他没回来。
重活一次，我蹲下拿走女儿手里的冷馒头，掏出蛋糕，然后站起来——
"沈延安，我要离婚。"
堂屋安静了一瞬。
方蕊手里的鸡汤碗磕在桌沿上，洒了半碗。骑在沈延安脖子上的小女孩哇的一声哭了。
沈延安把孩子放下交给方蕊，大步走到厨房门口。
他穿着军装，领口敞着两颗扣子，皱眉看我的样子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
"你说什么？"
"离婚。"我没起来，蹲着给悦悦擦嘴角的蛋糕渣，"我说得够清楚了。"
沈延安愣了三秒，然后冷笑。
"秦鹿，你脑子坏了？"
婆婆从里屋冲出来，手里还端着给方蕊炖的红枣银耳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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