补贴暂停的消息像一颗炸弹，在NBL内部炸开了锅。
最先炸的是西宁。
那天陈敬东正在昆明，和一家本地企业谈赞助。对方老板很年轻，三十出头，做电商起家的，对篮球一窍不通，但看了张明的视频之后，主动打电话来约见面。陈敬东觉得有戏，准备了一整夜的材料。
电话响了。
是西宁队的经理老韩。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体育人，话少，脾气倔，陈敬东和他打过几次交道，知道他是个能扛事的人。
但这次，他的声音不一样了。
“陈总，”老韩说，声音闷得像堵了块石头，“我们扛不住了。”
陈敬东握着手机，走到走廊尽头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补贴停了，赞助跑了，球员两个月没发工资。”老韩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今天上午，有三个主力找我，说要走。有CBA的，有NBL其他队的，还有去打工的。”
陈敬东没说话。
老韩继续说：“我跟他们说，再等等，会有转机。他们说，等什么？等到饿死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老韩的声音更低了一些：
“陈总，我不是怪你。我知道你也不容易。但我们是小地方，底子薄，扛不住这种折腾。如果再没有钱进来，下个月，我们就解散。”
解散。
这两个字像一把钝刀，狠狠割在陈敬东心上。
他想起第一次去西宁的情景。那天下着雨，老韩在火车站接他，两人撑着伞走了一路，老韩的鞋湿透了，但一句抱怨都没有。他带陈敬东去看训练馆，看那些在水泥地上练球的年轻人。有一个孩子，才十六岁，从牧区来的，不会说汉语，但投篮特别准。老韩说，这孩子是捡来的，家里没人管，球队就是他的家。
那个家，现在要散了。
“老韩，”陈敬东开口，声音有些哑，“再给我一个月。一个月之内，我想办法。”
老韩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陈总，不是我不信你。但我得对那些人负责。他们跟着我三年了，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等。”
挂了电话，陈敬东站在走廊尽头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
那家电商企业的赞助，他后来没谈成。不是对方不愿意，是他自己的心乱了。对方老板看出他心不在焉，礼貌地结束了谈话，说“下次再聊”。
陈敬东知道，没有下次了。
接下来一周，坏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。
呼和浩特队的经理打来电话，说有三家本地企业原本口头答应的赞助，全黄了。不是CBA施压，是他们自己不敢投了——“听说你们那个联赛快不行了，怕钱打水漂”。
银川队的队长发来飞信，说队里两个主力被CBA挖走了，对方开出的条件，是他们在NBL的三倍。队长说，陈哥，我不怪他们，换我也走。
还有更直接的。
一封联名信，摆在了周明礼的办公桌上。
信是两支球队联名写的——西宁队和呼和浩特队。内容很简单，只有三条：
第一，联赛分红太低，无法覆盖基本运营成本。
第二，要求将转播收入的分成比例从目前的六四调整为七三，球队拿七。
第三，如果不同意，他们将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出NBL。
陈敬东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正在周明礼的办公室里。周明礼把信递给他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靠在椅背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
陈敬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。那些字很工整，是用打印的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眼睛里。
退出。
这是陈敬东最怕的两个字。
一个联赛，可以没钱，可以没人看，可以被人截胡、被人施压、被人挖角。但只要球队还在，就还有一口气。
但如果球队开始退出，那就不是挨打的问题了——那是流血。血流干了，人就没了。
他想起周明礼说过的那句话：“我当年扩军失败，不是没人愿意投钱，是有人不想让你拿到钱。”
现在，那些人不仅不想让他拿到钱，还想让他手里的人，一个一个，自己走掉。
“周总，”陈敬东放下信，声音有些干涩，“你怎么想？”
周明礼没动，还是盯着天花板。
“我想什么？”他说，声音很平，“我想的是，当年那十五支球队，是怎么散的。”
陈敬东等着他说下去。
周明礼慢慢坐直身体，点燃一支烟。
“也是联名信。也是要求涨分红。我没答应，他们就走。走了一支，剩下的就觉得更没希望，接着走。最后，十五支，剩下七支。”
他吸了一口烟，慢慢吐出来：
“你知道那七支是怎么剩下的吗？不是因为他们有钱，是因为他们走不了。没地方去，没人要，只能留下来等死。”
陈敬东听着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周明礼看着他，忽然问：“你觉得该不该答应？”
陈敬东沉默了很久。
从数字上看，不能答应。转播收入是联赛目前最大的现金来源，六四已经是咪咕那边压到最低的结果，再降，联赛总部连基本运营都维持不下去。
但从人情上看，不答应，西宁和呼和浩特可能真的会走。他们不是威胁，是真的扛不住了。两个月的工资发不出，主力被挖，赞助跑光——换谁，都会想走。
这不是选择题，是死局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陈敬东说，声音很诚实。
周明礼弹了弹烟灰，没说话。
三天后，会议在昆明召开。
十六支球队的代表坐满了那间不大的会议室。陈敬东扫了一眼，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：艾尔肯、张明、老韩、呼和浩特的经理、银川的队长、还有其他叫不上名字但见过的。
但这次，没有人打招呼，没有人寒暄。气氛不对，所有人都绷着脸，像一根根拉满的弓弦。
老韩坐在角落里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他旁边是呼和浩特的经理，一个四十多岁、满脸胡茬的汉子，正盯着桌上的烟灰缸发呆。
周明礼坐在主位上，面前放着那封联名信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等着所有人到齐。
最后一个人落座，门被关上。
会议室里安静极了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鸣声，还有某些人粗重的呼吸。
周明礼开口了，声音很平：
“信我收到了。今天大家坐在一起，有什么话，当面说。”
沉默。
没有人先开口。
陈敬东看着那些低着头的脸，看着那些紧抿的嘴唇，看着那些在桌下攥紧又松开的手。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——不是不想说，是不敢说。说了，就是撕破脸。撕破脸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
终于，老韩抬起头。
他看向周明礼，目光很直，没有躲闪：
“周总，我不是来闹的。我是来求活的。”
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截。
老韩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：
“西宁队，三年了。三年，我们没拿过一分钱分红。去年说今年会有转播费，我们等。今年转播费来了，六四分，我们拿四。四也认了，但钱呢？到现在，一分没到账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一些：
“我手下有二十三个球员。最小的十八岁，最大的三十二。他们跟着我，吃的是盒饭，住的是八人间，训练完了还要去工地搬砖挣钱。凭什么？就凭他们喜欢打球。”
他站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展开，放在会议桌上。
那是一张工资表。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，被红笔圈起来的，全是负数。
“这是上个月的账。入不敷出，亏了两万三。我自己垫的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周明礼，眼眶有些红：
“周总，我不是逼你。我就是想问你一句——我们这些老球队，是不是真的被忘了？”
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心跳。
呼和浩特的经理也站了起来。他把手里的烟头摁灭，声音沙哑：
“老韩说的，也是我想说的。呼和浩特，比西宁好不到哪去。上个月，我们队里有两个小孩，打完比赛连夜去工地上夜班，第二天早上回来接着训练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，不加班，下个月房租交不起。”
他看着周明礼，眼神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种很深很深的疲惫：
“周总，我们不是贪。我们就是想活。活不下去的时候，总要找个出路。如果联赛不管我们，我们就只能自己找。”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会议室里开始有人附和。有人站起来，有人拍桌子，有人喊着“七三”“必须涨分红”“不然就散”。
声音越来越大，情绪越来越激动。那些压抑了很久的不满、委屈、愤怒，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，淹没了整个会议室。
陈敬东坐在那里，看着那些激动的脸，听着那些尖锐的声音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因为那些人说的，都是真的。
老韩没有撒谎，呼和浩特的经理没有夸大，那些喊着“七三”的人，是真的活不下去了。
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联赛总部，也快活不下去了。
转播费还没到账，赞助被截胡，补贴被暂停，账上的钱只够发两个月的工资。如果再给球队涨分红，总部自己就得散。
这话，陈敬东说不出口。
因为说出来，像是在推卸责任。
也像是在承认：你们活不下去，我也没办法。
会议室的空气，像凝固的水泥一样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闷。那些声音像锤子一样砸在陈敬东心上，一下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周明礼始终没有说话。他只是坐在那里，看着那些人，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终于，有一个声音，压过了所有嘈杂。
是艾尔肯。
他站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：
“大家先别吵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这个维吾尔族年轻人身上。
艾尔肯看着那些激动的脸，慢慢说：
“我知道你们不容易。西宁，呼和浩特，银川，我都去过。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向老韩：
“韩哥，你说的那些，我都信。换我在你那个位置，我也急。”
老韩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艾尔肯继续说：
“但陈哥和周总，也不容易。”
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桌上。
是一张工资条。
四千五。
“这是陈哥的工资。他拿的比我还少。”
会议室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。有人凑过去看那张工资条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愣住了。
艾尔肯的声音继续：
“他不是打球的人，但他比我们很多人都拼。为了联赛，他跑了多少地方，熬了多少夜，你们不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妈做手术的钱，是他帮我凑的。他没让我走，他说，你留下来，我帮你。”
他看着老韩，眼眶有些红：
“韩哥，我不是说你不该要分红。我只是想说，这件事，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。是我们都在难处，得一起扛。”
老韩愣住了。
他看了看那张工资条，又看了看陈敬东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
陈敬东坐在那里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他没有想到，艾尔肯会站出来。
更没有想到，他会拿出那张工资条。
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那些激动的脸，慢慢平复了一些。有人重新坐下，有人低下头，有人看着陈敬东，眼神复杂。
周明礼终于开口了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会议桌前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，看着所有人：
“分红的事，今天不谈。”
有人想说话，被他抬手止住。
“不是不谈，是现在谈不了。账上就那么多钱，分给你们，总部就散。总部散了，联赛就没了。联赛没了，你们找谁要分红？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放低了一些：
“我知道你们难。我也难。但难的时候，不是比谁更难，是想办法一起走出去。”
他看着老韩，看着呼和浩特的经理，看着那些刚才还激动的人，一字一句地说：
“给我三个月。三个月之内，如果还看不到转机，你们要走，我不拦。但在这三个月里，谁再说退出，谁就是自己把自己往死路上逼。”
会议室里一片死寂。
没有人说话。
没有人动。
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，像监狱的铁栅栏。
老韩站在那里，很久没动。
然后，他慢慢坐下了。
呼和浩特的经理也坐下了。
其他人，一个接一个，都坐下了。
没有人再说分红，没有人再提退出。
但陈敬东知道，问题没有解决。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停战，一个以三个月为期限的缓刑。
三个月后，如果还是这样，一切都会重演。
而且，可能会更糟。
散会后，人们陆续离开。老韩经过陈敬东身边的时候，停了一下。
“陈总，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我不是针对你。”
陈敬东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老韩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
会议室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陈敬东和周明礼。
周明礼点燃一支烟，靠在椅背上，望着天花板。
“三个月。”他说，声音有些疲惫，“够吗？”
陈敬东想了想，说：“不够也得够。”
周明礼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慢慢升起，飘向那个看不见的出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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