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屿钊开始好好配合治疗了。
这是整个医院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一个三天前还拒绝打针、拒绝吃药、拒绝一切检查，甚至拒绝睁眼的老人，忽然之间像换了一个人。
护士来输液，他主动伸出手臂；医生来查房，他问今天的结果怎么样；食堂送来的饭，他一口一口吃得干干净净。
主治医生拿着最新的检查报告，在办公室里看了又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各项指标都在好转，不是缓慢的那种好转，是像春天来了冰面解冻一样，忽然之间整个人的身体机能都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。
他跟郑吉祥说：“郑主任，方首长的恢复情况，我从医这么多年，没见过。”郑吉祥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报告单上那些跳动的数字，沉默了很久。他当然知道为什么。
方屿钊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，是看床头的闹钟。第二件事，是问护工：“今天几号了？”第三件事，是等。等那扇门被推开，等那个年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等那双温暖的手握住他枯瘦的、布满针眼的手，等那个温柔的声音轻轻叫一声“爸爸”。
知夏每天下午来，雷打不动。她跟左旗商量好了，白天的课照常上，下课后左旗骑车带她去医院，在医院待到傍晚，再骑车回家。
左旗从无怨言，每次都在病房门口等着，有时候带本书看，有时候趴在那张从护士站借来的折叠椅上眯一会儿，有时候就坐在那里发呆，等她出来。
知夏不让左旗进去。不是不想，是怕方屿钊看见生人会紧张，会意识到她不是方芷。左旗理解她，从来不问，从来不催，她进去多久他就等多久。
左旗第一次跟着知夏来医院的时候，郑吉祥正好从医生办公室出来，撞了个正着。他看见知夏身边那个年轻人，高高的，瘦瘦的，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，背着两个书包，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，像一棵会走路的树。
“小芷”郑吉祥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叫出了那个名字，然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改口道，“知夏。”
知夏停下来，微微侧身，左旗也跟着停下来，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。那半步的距离很微妙，不是情侣间黏黏糊糊的零距离，也不是普通朋友之间礼貌的一步远，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、既给了她足够的空间、又随时可以伸手护住她的距离。
“郑叔叔，这是我爱人，左旗。”知夏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楚。
郑吉祥看向左旗，左旗微微点头，叫了一声“郑叔叔”，不卑不亢，大大方方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、炫耀式的表情，也没有任何因为妻子被人叫错名字而产生的不悦，就是很平静地、很自然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。
郑吉祥看着左旗的眼睛，看了两秒钟，然后笑了。那个笑容里有释然，有欣慰，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完全意识到的、隐隐的羡慕。
“你好。”郑吉祥伸出手。
左旗握住了他的手。年轻人的手掌干燥温热，握力恰到好处，不轻不重，像他这个人一样，温和而不软弱，笃定而不张扬。
那天晚上郑吉祥回到家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泡了一杯茶，没有喝，就那样看着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地舒展开来，一片一片地沉到杯底。他想起方芷，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，想起自己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反复做过的一个梦——梦见方芷回来了，梦见他们在一起了，梦见他们结婚生子幸福一生。
他曾以为，知夏的出现是老天给他的一次机会，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，一次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、没做完的事、没来得及给的感情，全部倾注到一个和方芷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身上的机会。
但看见左旗的那一刻，他忽然就清醒了。
那个年轻人看知夏的眼神，他太熟悉了。他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方芷——不是占有，不是渴望，而是一种更安静的、更深沉的东西。是“你在，我就安心”的那种笃定，是“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”的那种承诺，是经年累月、一粥一饭、一朝一夕慢慢养出来的默契和深情。
他不能毁了这个。
郑吉祥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，喝了一口，苦味在舌尖上慢慢化开，然后变成一种淡淡的回甘。他把杯子放下，从抽屉最深处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群穿军装的年轻人，方芷站在第二排最左边，扎着两条辫子，笑得明眸皓齿。郑吉祥站在她身后，离她最近的那个人，但他的手规规矩矩地垂在身体两侧，连她的肩膀都没有碰过。
他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有一行褪了色的钢笔字——“1951年秋，摄于沈阳。”那一年他们都还年轻，都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那一年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，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说了。
郑吉祥把照片放回抽屉里，关上了抽屉，锁好，把钥匙放回口袋。
能每天见到她，就够了。他在心里对自己说。看着她好好活着，看着她幸福，看着她被一个值得的人好好地爱着，就够了。不需要更多，不该要更多，不能要更多。这是他能给自己的、最大的慈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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