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刻的陈梅生，正在抽一支雪茄。
他是革命党的元老，是宋怀仁的同袍，是当年一起在日本东京剪了辫子、歃血为盟的兄弟。可这些年，革命成功了，皇帝倒了，民国建了，大家的心却散了。
陈梅生坐在上海法租界一家西餐馆的包间里，面前摆着一杯冷了的咖啡和半碟子蛋糕。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那人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布长衫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半张瘦削的脸。
“确定了？”陈梅生问。
“确定了，”对面的人压低声音说，“顾震霆亲自下的令，格杀勿论。消息是从顾里传出来的，绝对可靠。”
陈梅生没有立刻说话。他慢慢地吸了一口雪茄，让烟雾在肺里停留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地吐出来。白色的烟雾在他面前升腾、扩散，像一层薄薄的纱幕，把他的脸遮得若隐若现。
纱幕后面，他的嘴角微微翘了起来。
那是一个很淡的笑，淡得像刀锋上的寒光，一闪即逝。如果你没有刻意去看，你甚至不会发现他笑过。
“格杀勿论……”陈梅生低声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，像在品味一杯陈年老酒，咂摸着其中的每一个层次、每一缕余韵，“不愧是顾震霆。”
他把雪茄摁灭在烟灰缸里，动作不急不缓，甚至带着几分优雅。可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手，你会发现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兴奋。
一种近乎残忍的兴奋。
“机会来了。”陈梅生抬起头，看着对面的人。他的眼睛很亮，亮得有些瘆人，像黑暗中突然点燃的两盏灯，照出来的不是光明，而是更深更浓的阴影。
“通知刘福宝，让他动手。”
对面的人震惊的几乎要跳了起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怕什么？”陈梅生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，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，“你是我的人，你吃我的、喝我的、拿我的，你这条命都是我的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我？”
“可是孙先生那边——”
“孙先生那边，我自有说法。”陈梅生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法租界街道上的喧嚣声涌了进来，汽车喇叭声、黄包车的铃铛声、小贩的叫卖声，混成一片嘈杂的声浪。陈梅生站在窗前，背对着屋里的人，声音忽然变得很轻，轻得像在自言自语。
“宋怀仁是我的战友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一起在日本的时候，睡过同一张榻榻米，吃过同一碗泡饭。他写文章，我帮他磨墨，我演讲，他替我站台。我们对着同一面旗帜发过誓，说好了要同生共死，要一起把这个国家从泥潭里捞出来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可革命哪能不流血牺牲呢？”
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，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革命要流血。没有愧疚，没有挣扎，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。
“宋怀仁不死，革命党就是一盘散沙里勉强捏出来的泥菩萨，看着像那么回事，一碰就碎。可宋怀仁要是死了……”他转过身来，脸上浮起一个笑，那个笑从嘴角开始，一点一点慢慢扩散到整张脸，可那双眼睛始终是冷的，冷得像两颗玻璃珠子，“宋怀仁要是死了，他就是烈士，是殉道者，是一面永远倒不下的旗帜。他的血，会浇醒那些还在观望的人，会把南方各省的人心烧成一锅滚油。到那时候——”
他走回桌边，拿起那杯冷了的咖啡，一饮而尽。
“到那时候，顾震霆就是天下公敌。北平政府就是众矢之的。而我们……”他把空杯子放回碟子里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瓷响，“我们就在灰烬里面，捡出一个新的天下来。”
对面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可刘福宝那边，”那个人终于又开口了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，“他要是不肯呢？他跟宋先生确实有交情，要是他临阵倒戈——”
陈梅生没有让他说完。
“刘福宝的母亲，”陈梅生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住在苏州阊门外的柳巷里，对不对？”
对面的人愣住了。
“七十二岁了，”陈梅生继续说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履历表，“眼睛不太好，风湿病很严重，天气一变就下不了床。巷子口卖豆腐脑的老王每天早晨会给她送一碗咸豆浆，不要钱，因为刘福宝帮他摆平过收保护费的混混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对面的人脸上，那目光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可死水底下，是看不见底的深渊。
“你去告诉刘福宝，”陈梅生说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可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钝刀子，慢慢地、一下一下地割着，“他要是下不了手，没关系。我替他下。他要是不忍心杀了宋怀仁，没关系。我让他连不忍心的机会都没有。”
他拿起桌上的火柴，划了一根，看着火苗从红色变成蓝色，又从蓝色变成白色，直到火柴烧到了他的手指，他才轻轻一甩，把烧焦的火柴梗丢进了烟灰缸里。
“他母亲活到七十二岁不容易，”陈梅生吹了吹被烫红的指尖。
对面的人脸色白了。
他跟着陈梅生干了这么多年，见过陈梅生在谈判桌上翻云覆雨，见过陈梅生在会议上舌战群儒，见过陈梅生笑着跟人称兄道弟、转过身就让人抄了对方的老巢。可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人。
刘福宝只有两条路：杀了宋怀仁。或者拒绝，然后看着自己的母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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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20日。
上海火车站。
夜幕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，从天空的这头铺到那头，把整个上海滩裹了进去。火车站的钟楼在夜色中矗立着，像一个沉默的巨人，俯瞰着脚下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站台上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。有扛着大包小包的苦力，有提着皮箱的商人，有抱着孩子的妇人，有拄着拐杖的老人。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、汗味、香水味和站台上小摊贩卖的茶叶蛋的香味。
宋怀仁出现在站台上的时候，是晚上10点30分。
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。他的面容清瘦，颧骨略高，嘴唇薄而紧抿，一看就是个意志坚定、不肯轻易低头的人。他的步伐很快，大步流星地往检票口走去，身边的随从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。
他看起来精神不错，甚至还在跟随从说着什么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
北上组阁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虽然他知道前面有暗礁、有漩涡、有无数双等着看他笑话甚至等着要他命的眼睛，可他不怕。宋怀仁这一辈子，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。
10点45分。
宋怀仁走到了检票口。
他把车票递给检票员，检票员接过去，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抬起头来，准备把票还给他。
就在这一刻——
一道黑影从宋怀仁的身后闪了出来。
那道黑影的速度快得惊人，像一只从暗处扑出来的豹子，无声无息，却带着致命的杀意。没有人看清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好像他一直就站在那里，躲在人群的阴影里，等着这一刻。
三声枪响。
砰。砰。砰。
三枪，每一枪都打在胸口。
鲜血从他身下蔓延开来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呈现出一种近乎黑色的暗红。那暗红慢慢地、固执地向四面八方扩散，像一朵在夜色中盛开的诡异的花。
站台上瞬间大乱。
尖叫声、哭喊声、脚步声、东西摔碎的声音，混成一片恐怖的喧嚣。人群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四散奔逃，有人绊倒了，被人踩在脚下，发出凄厉的惨叫。检票员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，手里还捏着下一张车票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。
那个黑影，那个从宋怀仁身后闪出来的人，在开完三枪之后，把手枪扔在了地上，然后转身消失在混乱的人群中。
没有人看清他的脸。
他就像一阵风，来了，做了该做的事，然后走了。留下的，是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，和一把扔在地上的手枪。
宋怀仁的随从扑到他身边，把他翻过来。宋怀仁的眼睛还睁着，嘴唇微微翕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涌出来的不是声音，是血。
鲜红的、带着泡沫的血，从他的嘴角溢出来，顺着脸颊流到耳朵里，流到地上，和地上的血泊汇合在一起。
他的目光涣散了。
那双曾经在国会讲台上熠熠生辉的眼睛，那双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凝视着地图和文件的眼睛，那双曾经在对着一万人的集会上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眼睛，此刻像两盏被风吹灭的灯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。
一个人活了三十八年，写了无数篇文章，做了无数次演讲，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，差一点就要爬上权力的巅峰，然后两分钟，一切归于尘土。
站台上的人越聚越多，有人认出了倒在血泊中的人是谁，惊呼声像波浪一样向外扩散：“宋怀仁！是宋怀仁！宋怀仁被杀了！”
远处响起了警笛声，由远及近，尖锐而急促，像某种濒死的动物发出的哀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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