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贤堂静立在什刹海的前沿，是一座十二开间的二层楼阁。青砖对缝，雕梁画栋。院里搭着戏台，围拢百余间客房。
登上二楼，凭栏远眺，什刹海的碧波烟柳尽收眼底，水光潋滟，柳色如烟，风光绝佳。而最惹眼的，还要数大门门簪上镌刻的四个字，群贤毕至。笔锋沉稳，气度雍容。
平日里，这里头最是热闹，什么人都有，喧喧嚷嚷的，像一锅煮开了的粥。
可这些日子，会贤堂的生意淡了许多。
不是没人来，是来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。
街面上多了许多穿灰布军装的兵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枪上都上着刺刀，在日头底下闪着冷光。前门大街两旁的铺子关了好些家，门上贴着白色的封条，写着“军警查封”四个字，墨迹未干，在风里头一掀一掀的。听说是抓革命党，抓了好些人，有学生，有老师，有记者，有议员，还有一些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革命的普通人，不过是在茶馆里头多说了一句话，不过是在报纸上多看了两眼，便被带走了，带去了哪里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敢问。
会贤堂的老板姓吴，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子，平日里最爱说笑，见谁都笑嘻嘻的，可这些日子他也不笑了，整天绷着一张脸，站在柜台后头，拨着算盘珠子，拨得心不在焉的。他怕哪天几个当兵的冲进来，把客人们赶走，把桌椅砸了，把他也带走。这种事不是没有过，东四牌楼那边的听雨轩，就因为有个客人在里头骂了一句“顾震霆是个什么东西”，第二天就被封了，老板被抓进去关了半个月，放出来的时候瘦得脱了相，逢人就说：“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”
可今天，会贤堂的二楼雅间里，还是坐了几个人。
张恺之来得最早。身穿一件尖领衬衫，外搭一件毛背心，配上马裤和一双锃亮的尖头皮鞋。
他端起茶碗，用盖子拨了拨浮沫，喝了一口，皱了皱眉。茶是上好的龙井，可今天喝着，总觉得有一股子涩味，不知道是茶叶不好，还是心里头不好。
“你们听说了么？”他把茶碗搁下，声音不大，“顾言深，被关到西山去了。”
在座的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没有人接话。不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是不敢先说。谁知道这屋子里有没有耳朵？谁知道隔壁坐着的那个低头喝茶的人是不是密探？这些日子，谁都不敢乱说话，说了就是“妄议朝政”，就是“通匪”，就是“革命党”。帽子一顶比一顶大，扣下来能把人压死。
说话的是陈二小姐，交通部次长的女儿。陈二小姐今年十九，生得不算顶好看，可会打扮，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旗袍，领口别着一枚珍珠别针，头发烫成时下最流行的波浪卷，往那儿一坐，像一朵刚开的花。她手里捏着一把团扇，扇面上绣着两只彩蝶，一上一下地飞，她拿着扇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，扇出来的风把鬓角的碎发吹得一飘一飘的。
“我听说了，”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像咬了一口脆苹果，“说是顾言深跟他父亲吵了一架，被夺了兵权，关到山上去了。”
“吵架？”另一个公子哥儿接话了，姓李，叫李仲平，是税务部李次长的儿子，圆脸，微胖，笑起来像个弥勒佛，可此刻他笑不出来，“不是吵架，听说是替革命党说话，被抽了鞭子。”
雅间里安静了一瞬。
鞭子。这个字眼落在每个人心头，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，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在座的这些人，都是从小被家里管着的，挨过骂，挨过罚，可谁挨过鞭子？
“顾言深……”张恺之慢慢地摇着折扇，扇面上的兰草一开一合，一开一合，“是个有担当的。”
这句话在座的都听见了。李仲平低下头，端起茶碗，用盖子拨着浮沫，拨了好几下，一口没喝，又放下了。陈二小姐手里的团扇停了，停在一半，扇面上的那两只彩蝶停在半空中，像是飞不动了。还有一个穿灰色西装、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姓张，叫张知秋，是燕京大学法科的学生，他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像在敲着什么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鼓点。
这件事，在北平城的世家子弟里头，已经悄悄传开了。没有人敢公开议论，可私底下，在那些关紧了门窗的屋子里，在那些压低了声音的谈话里，人们在说：顾言深，是个男人。
陈二小姐把团扇重新扇起来，扇出来的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飘起来，又落下去，又飘起来。她看着窗外，窗外的街景灰蒙蒙的，远处的前门楼子在薄雾里头像一个大大的剪影，黑黢黢的，压在那里。
“沈青瓷真是好福气，”她忽然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跟谁赌气，“嫁了这么一个人。”
这句话像一颗石子，扔进了平静的水面。在座的几个女生，除了陈二小姐，还有张知秋的未婚妻，和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林小姐，齐齐地看向她，眼神复杂。
张知秋的未婚妻是个温柔的女子，说话慢声细语的，可此刻她的语气里头也带着一丝说不清的味道：“可不是么。顾言深那样的人，才情好，人品好，家世好，为了她连兵权都不要了，陪着她关在山里头……”她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，“我这辈子是遇不到了。”
林小姐刚从伦敦回来，穿着一件洋装，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，说话的时候喜欢夹几个英文单词，看起来新潮得很。可此刻她的眼睛里头，也有一点亮亮的东西，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别的什么。
“我早就听说顾言深是个痴情种，”她说，中文带着一点伦敦腔，“从前在宴会上，他就说过此生只娶一人。那时候我还觉得是权宜之计呢。”
几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都是沈青瓷，说她好命，说她有福气，说她上辈子一定是烧了高香。
张恺之把折扇一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来。他看着在座的这些人。忽然觉得有些悲哀。他们的父辈，有的在政府里做官，有的在军队里当差，有的跟顾震霆称兄道弟，可他们自己呢？他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他们不能上街，不能游行，不能写文章，不能大声说话。他们只能缩在这间茶楼的雅间里，关上门，压低了声音，说说悄悄话。
“你们说，”李仲平忽然开口了，声音闷闷的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“南边那些人……革命党……他们说的，真的全错了吗？”
没有人回答。可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想同一件事，全错了吗？如果全错了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他们走？如果全错了，为什么顾言深那样的人，也会替他们说话？如果全错了，为什么他们宁可死，也不肯低头？
张知秋推了推眼镜，终于开口了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可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，像是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一样，一字一句的。
“我读过一些革命党的东西。仔细想来，这些东西，有什么错呢？我们的国家难道不应该自己强大起来？老百姓难道不该有说话的份？种地的难道不该吃饱饭？”他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微微发抖，“可这些话，现在不能说了。说了就是通匪。说了就要被抓。
雅间里又安静了。安静得能听见隔壁包间里有人在划拳，能听见楼下大堂里跑堂的在吆喝“两位里边请……”。
陈二小姐忽然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一股凉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茶水荡起细细的波纹。街上人还是那么多，来来往往的，推车的，挑担的，拉洋车的，热闹得很。可她看着这些热闹，心里头却觉得冷。她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她爹带她来前门看灯，街上挂满了红灯笼，踩高跷的、舞狮子的、放烟花的，人山人海的，挤得走不动路。她骑在她爹的肩膀上，看得见所有人的头顶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像一片会移动的麦田。
“我有时候想，”她转过身来，靠在窗框上，团扇在手里转着，扇面上的那两只彩蝶转成一团模糊的彩色影子，“这个国家，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？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不用关着门说话？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站在大街上，大声地说，我不同意你的话，可我不会被抓走？”
没有人能回答她。
张恺之把折扇重新打开，扇面上的兰草又露出来了，空谷幽兰，无人自芳。
“快了，”他说，不知道是在安慰别人，还是在安慰自己，“快了。”
而在西山，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，好像隔了很远很远。
山上的桃花已经落了，结出了一颗一颗青绿色的小毛桃，毛茸茸的，藏在叶子底下头，像害羞的小姑娘。院子里的那棵银杏树，叶子已经长全了，把半个院子罩在一片浓荫里头。太阳好的时候，青瓷就把润润的藤躺椅搬到树底下，铺上一条薄毯子，让他躺在那里。
润润十个月了。那两颗小米粒般的小白牙已经长结实了，不再像刚冒头时那样怯生生的，而是神气活现地露在外面，见人就笑，一笑就亮出来，像两个小门神。他又学会了一样新本事，扶着东西站起来。
虽然他站得摇摇晃晃的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苗，可他乐此不疲，每天都要扶着栏杆，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站两秒钟，一屁股坐下去，再站起来，再坐下去，周而复始，不厌其烦。每站起来一次，他就回头看看青瓷，嘴里“啊啊”地叫，像是在说：“妈妈你看！我站起来了！”青瓷每次都要鼓掌，不鼓掌他就不坐下，就那样颤颤巍巍地站着，等着，脸上的表情又得意又着急。
顾言深这些日子，把院子里的一块荒地开出来了。他以前从来没有拿过锄头，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。青瓷问他种什么，他说：“种菜。”青瓷笑了，说：“你会种菜？”他说：“不会，可以学。”
他真的学了。从山下镇上买了几本农书，白天翻，晚上也翻，翻得书角都卷了边。他翻了半个月，然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把那几颗种子埋进了土里。种的是小白菜，还有几株西红柿。他每天早晚都要去菜地里看一看，浇浇水，拔拔草，蹲在那里，看着那些嫩绿的小芽从土里钻出来，一看就是小半个时辰。
青瓷有时候站在廊下看着他，顾言深那样的人，蹲在菜地边上，对着几棵小苗发呆。她看着看着，心里头有一种暖暖的、软软的东西在慢慢地涨潮。
润润也喜欢菜地。顾言深抱着他去菜地的时候，他总要伸出手去抓那些菜叶子，一抓就是一把，揪下来就往嘴里塞。顾言深赶紧掰开他的嘴，把菜叶子抠出来，润润不乐意，哇哇大哭，哭完了，趁顾言深不注意，又伸手去揪。父子俩每天都要在菜地里上演这样一出戏码，青瓷在旁边看着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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