体育总局的红头文件发下来的时候，陈敬东以为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他错了。
文件到各省体育局的那天，周明礼打来电话，声音很沉，像压着一块石头。“咪咕那边的转播分成，这个月到不了了。”陈敬东握着手机，没说话。“他们说财务流程出了点问题，要延后。具体延到什么时候，不知道。”
挂了电话，陈敬东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。转播分成是联赛最大的现金来源，六成的收入，十六支球队的口粮。说延后就延后，说不知道就不知道。他想起方司长说的“给予支持”，想起那个鲜红的章。章盖了，文件发了，但钱到不了账。支持是支持，钱是钱。两回事。
他拿起电话，打给魏总监。响了很久才接，那边很吵，像是在开会。“魏总监，转播分成的事……”
“陈总，我知道。”她打断他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财务那边在走流程，我也在催。但这个月确实不行，下个月，下个月一定。”
下个月。球员三个月没发工资了，下个月？他挂了电话，靠在椅背上。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，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他盯着那道裂缝，盯了很久。
消息传得很快。第二天，西宁的老韩打来电话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。“陈总，队里有人走了。”
陈敬东握着手机，没说话。
“两个年轻球员，昨天收拾东西走了。没打招呼，也没要欠的工资。就留了张纸条，说‘韩哥，对不起’。”老韩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一些，“还有一个，没走，但把行李收拾好了，放在门口。说再等一周，一周不到钱，就走。”
陈敬东听着电话那头老韩粗重的呼吸声，想起那张贴在储物柜上的旧赛程表，想起那个画在最后的哭脸。南方队散了，西宁队也在散。一个一个，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，拦不住。
“老韩，”他说，“再撑一周。”
老韩没说话，挂了。
接下来几天，坏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。呼和浩特的经理打来电话，说队里三个主力请假回家，说家里有事，但大家都知道是为什么。银川的队长发来飞信，说有人已经开始找下家了，CBA的，DBL其他队的，还有去打工的。最让陈敬东难受的，是张明。
那天晚上，他在训练馆里加练，一个人对着篮架抢篮板。陈敬东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走进去。张明停下来，抱着球，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“怎么了？”
张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。那双眼睛里有血丝，红红的，像熬了好几个夜。“陈哥，我娘来了。”
陈敬东愣了一下：“来了？在哪儿？”
“在宿舍。我接她来的。她坐了一天的火车，从贵州过来的。她说想看我打球。”他低下头，看着手里那只脏兮兮的篮球，“来了三天了，一场球都没看到。队里不发工资，训练也没人管。她问我，你们是不是不打了？我说打，过几天就打。她没说话，但我知道她不信。”
陈敬东站在那里，看着张明。这个从贵州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年轻人，对着镜头喊出“娘，我能挣钱养家了”，让千万人落泪。现在他娘来了，坐在漏风的宿舍里，等着看儿子打球。球呢？没有。工资呢？没有。联赛呢？快散了。
“张明，”陈敬东开口了，声音有些哑，“再给我几天。”
张明抬起头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有泪光，但没有流下来。“陈哥，我不是逼你。我就是……就是不想让她看见我这样。她以为我出息了，以为我能挣钱了，以为我打上职业了。她坐了那么久的火车来，我不想让她看见，她的儿子连球都没得打。”
他低下头，把球放在地上。球滚了两下，停在他脚边。
陈敬东蹲下去，捡起那只球，放在张明手里。“会有的。球会有的，比赛会有的，你娘会看见你打球的。我保证。”
张明抱着球，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那天晚上，陈敬东失眠了。他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旁边林静睡着了，呼吸很轻很匀。他轻轻起身，走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。窗外很黑，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一道一道。他掏出手机，翻到通讯录，一个一个看下去。杨老板，马老板，李建国，老韩，那些他跑过的赞助商，那些他见过的地方企业主。能打的电话都打过了，能求的人也都求过了。钱呢？没有。
他想起周明礼说的话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挡不住吗？因为这是真的。”现在他知道了，真的东西，也会散。南方队是真的，散了。西宁队是真的，在散。那些球员的眼泪是真的，那些球衣上的补丁是真的，那些在雪地里扫场地的视频是真的。但真的，不一定能活下来。
他低下头，把脸埋在掌心里。掌心里那道指甲印还在，结了一层薄薄的痂，摸着有点硌手。他用力按了按，疼，但不够疼。他需要更疼一点，才能记住，才能不放弃。
手机亮了。一条飞信，艾尔肯发的。没有文字，只有一张照片。一个行李箱，立在门口，灰色的，拉链开着，里面塞着几件衣服和一双球鞋。下面一行字：“陈哥，队里有人要走。我拦了，没拦住。”
陈敬东盯着那张照片，盯了很久。他想起艾尔肯第一次给他发的那条语音，“陈哥，我妈说她看见我了”。想起那个在零下二十度还在训练的年轻人，想起那个在绝杀之后对着镜头大喊“妈，你看见了吗”的声音。现在，他队里的人也在走，一个一个，像沙子从指缝里漏下去。他拦不住。
他打字：“谁？”
艾尔肯秒回：“小孙。那个从牧区来的小孩。他说他娘病了，要回去。我说你再等等，钱会来的。他说等不了了，他娘等不了了。”
陈敬东看着那行字，很久没动。他母亲的病，等不了了。他想起艾尔肯的娘，那个在牧区放羊的女人，腿疼了好几年，舍不得看，舍不得治。后来艾尔肯留下来，他帮艾尔肯凑了手术费。现在又有一个人，他娘病了，等不了了。他能帮几个？一个，两个，还是十个？他帮不了所有人。
他放下手机，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还是黑的，路灯亮着，昏黄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街道。没有人，没有车，什么都没有。
第二天，他去了趟安宁队宿舍。宿舍在训练馆后面，一栋老旧的居民楼，三楼，走廊的灯坏了一半，忽明忽暗的。他走到最里面那间，门开着。张明坐在床沿上，旁边坐着一个瘦小的中年妇女，头发花白，脸上皱纹很深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。那是他娘。
看见陈敬东，张明站起来，有些局促。“陈哥，这是我娘。”
他娘也站起来，搓着手，有些紧张。“你就是陈总？明明常说起你。说你对你好，帮他找工作，帮他找球队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她说着，眼眶就红了。陈敬东站在那里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想说，我没帮他什么，我连工资都发不出来，连球都没得给他打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握了握那只粗糙的、布满老茧的手。
“阿姨，您坐。我给您倒杯水。”
他娘摇摇头，拉着他的手，不松。“陈总，我不喝水。我就是想问问，明明他……他还能打球吗？”
陈敬东看着她，那双浑浊的、布满血丝的眼睛里，有一种很深的、很朴素的东西。不是质问，不是责怪，是请求。是一个母亲，在请求他，不要让她的儿子失望。
“能。”他说，声音很哑，“能打。过几天就打。”
他娘笑了，那笑容很苦，但很真。“那就好。那就好。他从小就喜欢打球，在村里，在泥地里，一个人能打一天。我说你打这有什么用？他说娘，我以后要打职业。我不懂什么叫职业，但他说的时候，眼睛亮亮的。”
她松开他的手，转过身，擦了擦眼睛。
“后来他真的打上了，在电视上，我看见了。全村人都看见了。他爹走的时候，还念叨，说明明打上球了，出息了。现在他爹不在了，但我想来看看，看看他打球的地方，看看他打球的样。”
她转过身，看着张明，那目光里有泪，有笑，有骄傲，有心酸。“明明，你打吧。娘看着。”
张明站在窗口，逆着光，看不清他的脸。但他的肩膀在抖，一下，一下，像被风吹动的树枝。
陈敬东走出宿舍，站在走廊里。走廊的灯又灭了一盏，更暗了。他靠在墙上，闭上眼睛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句话：能打，过几天就打。过几天是几天？他不知道。钱在哪里？他不知道。但他答应了。答应一个母亲，让她的儿子打球。答应一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年轻人，让他娘看见他打球。答应那些在雪地里扫场地的孩子，让他们有一个舞台。他拿什么答应？拿那张四千五的工资条？拿那个快要散架的联赛？拿那颗快被掏空了的心？
他睁开眼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，窗外有一点光，很淡，像是天快亮了。他站直身体，向那扇窗走去。走到窗前，他停下来，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。远处有几栋楼的轮廓，模糊的，像剪影。更远处，是连绵的山，也是灰的。
他站在那里，很久没动。然后他掏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。响了很多声，才接起来。
“杨总，”他说，“我想借点钱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杨老板的声音响起来，沙哑的，疲惫的，但很稳。“多少？”
“先借二十万。发工资。”
又沉默了几秒。“账号发给我。”
陈敬东握着手机，站在清晨的凉风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杨老板也没说话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轻轻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很轻，像风吹过空旷的球场。“小子，我当年搞矿，也发不出工资。工人在矿上等了一天一夜，没走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，他们说，杨老板不会亏我们。后来我发了，借的钱，高利贷。还了三年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一些。“你比我强。至少你不是一个人。”
电话挂了。陈敬东站在窗前，看着天边那线光越来越亮，越来越宽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把整片天空染成淡金色。
他转身，走下楼。走廊的灯全灭了，但天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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